在太陽花運動期間，筆者除了在臉書社群上參與了一些正、反對話，也讀了這期間出現的許多公共論述，據個人觀察，在這場太陽花運動中，正反觀點除了關涉右、左派的百年之爭，亦即「自由經濟給社會的整體利益會使大家雨露均沾VS自由經濟是剝削勞動階級來成就資產階級」的對立觀點外，也涉及了對生活風格及生存美學的不同信仰─反方憂心台灣半世紀以來累積成形的文化風貌、生活風格與民主機制會在對岸資本主導的服務業生態轉變中遭到侵蝕（庸俗化與低劣化），這卻是正方比較不在意或不信仰的生活價值，正方成員多數是認為應該追求在經濟上取得更多財富或者信仰全球化資本主義經濟生活價值的人（把財富成長跟競爭力作為生活價值的核心來源）。也就是說，有人在意言論自由、文化水準、精神風格甚於物質享受，有人認為豐衣足食開好車住豪宅才是生活的最大價值（現階段的中國大陸民眾應該以此為多，當時不少大陸網民的文章都表達了臺灣擋服貿很傻的觀點，認為臺灣擋服貿只會在全球競爭中邊緣化自己）。由於歷史上社會運動的典型特徵是要批判及對抗剝削、不平等或壓迫─這正是解放政治的定義，而太陽花初期主打的訴求正好也是反黑箱(反抗壓迫)，因此造成參與爭論或評論的各方都以解放政治的基調視之，直到學運中後段，反大企業而支持小資社會、新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恐中與反中等言語一一浮現，這場運動的生活政治底蘊也清晰了起來。換言之，太陽花底下的公民們，真正反的不是他們所謂的黑箱(因為類似的立法程序在對其他國家時早已行之有年，未見太陽花公民們揭竿而起)，而是要反抗政府透過兩岸服貿所設定給臺灣民眾的兩岸經濟生活方式。太陽花們要的是生活中的小確幸而不是豐功偉業，要的是中國最愛打壓的民主及言論自由，要的是沒有討厭的中國也能經濟成長的「自己的道路」，要的是沒有中國成分摻入的純粹臺灣風格的生活。
根據Giddens，生活政治指的是「與在地和全球的辯證以及現代性的內在參照系統的興起相關聯的自我實現的政治」，也就是一種生活風格的政治。解放政治著力於對抗及消除不公平，生活政治則更關心我們如何塑造自己與生活。太陽花學運的年輕人厭倦舊世代所設定的各種秩序與價值，希望舊世代放手，讓千禧世代、後代在決策過程中擁有更大代表權和發言權，這才是太陽花運動的本質，也是太陽花們所追求的自我認同。
這場實質上反中、厭中的運動，其實包含了轉化後的統獨論戰。這就牽涉到台灣人民在難以擺脫的全球化框架中，想求取到的平衡點是什麼。這也牽涉到複雜的國家發展、社會自我認同、人民對自我存在的定位等等政治、經濟、社會甚至哲學層面的思考，不是單純如反服貿所訴求的拒斥中國因素入侵這麼純粹的自我認同問題(例如當時一些左翼的文章，圍繞著如何塑造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共同圈來對抗美帝的全球政經秩序，展現截然不同於太陽花公民們的世界觀)。然而不少運動人士卻經常以一種令人訝異的思想與知識「自信」、站在「真理認識者」的「姿態」發聲，甚至以嘲諷、譏辱之語詞矮化不同意見者，這其實才是讓許多觀點與視角不同之人感到難以消受的深層原因。也就是說，運動的出發點是追求自我認同的空間，但運動的過程及擺出來的姿態卻把太陽花們的自我認同及生活風格普遍化與絕對化，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太陽花」這個象徵光明符號的出現與鋪陳，搭配著「島嶼天光」這首歌象徵著往光亮之處前進，太陽花子民們不僅自我催生了新的認同意象，也區分出了新的他者。這種現象，在臉書網頁上鮮明可辨，整個四月期間，許多臉書使用者的大頭照清一色換成了一張全黑的照片，這些象徵意味極濃、自我認同極強的太陽花公民們，也開始封鎖或刪除原本的社群友人。自我認同不再只是生活風格的選擇，神聖化的倫理色彩躍然紙上。
這場運動引用了公民不服從作為正當化基礎，從結果來看，這場公民不服從運動的訴求大體是成功的(服貿逐條審查、建立兩岸協議監督機制)，但部分運動人士遭警察打傷及司法機關起訴，也引起了極大的正、反爭論(批判者認為國家力量的使用超過比例原則，支持者則認為美國等進步國家的警察作為更加強悍)。這究竟意味著公民不服從在臺灣已經成功確立或遭到打擊？臺灣民主深度夠或不夠？由於對民主及公民不服從有不同的觀點，大概難以定論。簡要地說，公民不服從的正當性基礎論述大約可以兩位政治哲學大師RAWLS的客觀論及DWORKIN的主觀論為代表，前者主張運動者所反對的必須是客觀上明顯且嚴重的不正義，後者認為只要不服從者真心相信某法律或決定不正義，即有正當性(至於是否已窮盡合法手段及能否使用暴力等條件，又有各不同觀點，然與本文此處分析之重點無關)。其實主、客觀論都會陷於同樣的主觀困境：「真心相信不義」、「明顯且嚴重的不義」，由誰來認定？RAWLS相信有些不義是明顯且嚴重到已經能客觀辨識的程度，問題是，就算有過半的人認為它不義，它就算客觀的不義嗎？那麼另外將近一半的人，是否也能主張自己真心相信它是正義？又或者RAWLS的客觀論根本就是一種理性主義認識論哲學，認為不義是可以客觀認識的，與人數多寡無關？DWORKIN的主觀論也一樣，我們怎麼論證哪些人是真心相信自己的主張，哪些人是虛情假意？就算採取低標準，從寬認定行使抵抗權者大部分都是衷心信仰自己的主張，而正當化此次的不服從，但此次的不同意見者，不也可以反過來說，他們也衷心相信此次的公民不服從運動所主張的是不正義的，因此對於此次的不服從而取得的體制結果，他們也要行使抵抗權，主張新一次的公民不服從？如此下去，公民不服從，似乎將成為主觀信念的不斷交互循環抵抗？
這又令我想到左派政治學者Chantal Mouffe「民主的弔詭」一書中所提出的爭議式民主概念：承認政治性的敵對本質與敵對不可能完全消失的事實，以及自由主義與民主之間的弔詭，不是透過共識的建立來調和衝突或圍堵激情，而是藉由將我們/他們的區分關係變得更複雜多重，分化個別單一認同所可能動員的敵對激情。但具體的做法如何？Mouffe並未說清楚。以太陽花運動為例，是否意指我們應該在親中/反中、挺服貿/反服貿這組看似最軸心的區分外，激勵更多更紛雜的我們/他們區分，以分化過於單調的親中/反中認同與激情？諸如資本家/勞工、左派/右派、中華東亞秩序/美帝全球秩序、男性/女性、全球自由公民/國族文化公民、大格局/小確性、戰後世代/千禧世代……等等？這或許是可以再作延伸思考的部分。
據說太陽花子民是受到自由民主大旗的感召，甚至向全球自由民主輸出宗主國老美告狀。自由民主真的是普世價值嗎？從實況描述層面來說，在已開發國家，大致已經是廣被接受的主流價值，但不同流派對於自由民主的詮釋各有差異。至於在開發中或落後地區，追求經濟成長才是最被追求的首要目標，自由民主不會是廣被接受的價值，在某個程度上，自由民主精神是需要物質經濟灌溉的。另外在伊斯蘭宗教信仰強大的地區，由基督教傳統經過理性化、個體化而催生的現代自由、民主觀念，更難成為重要價值。儒家文化圈的東亞地區則比較曖昧，檯面上的制度層面看似完全接收了自由民主的信念；然而在精神文化層面，華夏思想是有與西方現代性分庭抗禮的潛能的。須提醒的是，在後殖民、後現代思考蓬勃的今日，「普世」是個須被脈絡化的概念，自由民主也可以從解殖角度關照之。這些都須另文處理了。
回上一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