貫穿低民調總統、街頭與公民社會、國族框架下的國際移民多元文化主義及全球化下的國家與資本主義等議題的，會是什麼？
我選擇從國家VS市民社會VS全球化的角度來連結它們。
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係，既是政治社會學研究的焦點，也是理解西方現代性的重要輻輳點。國家是一套緊密相連的政府制度，用來對一定疆界內的人群進行管理，其權威經由國際法被其他國家所承認，並藉由集中控制軍事力量，確保對市民社會各種制度的支配。市民社會則是指人們自願組成的各種自律的結社團體，例如工商行號與人民團體。市民社會是近代西方社會發展中出現的獨特現象，傳統中國社會是循著氏族運作的，沒有市民社會的存在。關於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係，Marx(馬克思)認為：國家是市民社會內支配利益的僕從，只有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市民社會才得以充分演進，在此階段，平等的國家公民身分與不平等的市民社會之間的不協調，變得非常尖銳，使得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無可避免，等到無產階級鬥爭勝利後，國家將變得多餘，市民社會將得到昇華。可以看出，Marx認為國家是市民社會內的資產階級用來鎮壓勞動階級的工具。自由主義者則認為國家是為市民社會服務的必要之惡，以維持國內秩序、保護市民安全，並經由政治代表向公民負責，是個中立的仲裁者。精英理論拒絕上述兩種國家與市民社會關係，而認為執掌國家權力的永遠只是極少數，在他們之下各種階級的人從未真正參與過政府事務，精英與大眾之間不可避免的權力分化，是國家與市民社會共有的特徵，精英藉由國家將其影響制度化，並抵擋激進民主化。Weber(韋伯)對民主的觀點有某種精英論的色彩，他認為永遠不可能消除一些人對另一些人的宰制，精英統治是可欲的，可作為無知大眾逾越分際的屏障，但為維持社會穩定，精英階層必須藉由民主機制與人民連結在一起。類似的，Schumpeter(熊彼得)指出，政治統治永遠只是由少數人進行，在複雜社會中，由大眾扮演直接不斷制定政策的角色的參與式民主是根本不可能的，民主本身並非目標，而是大眾選擇精英的方式。
當代廣被接受的關於國家或政府正當性的理論，似乎是某種形式的契約論。契約論的政治哲學源頭不一(如古希臘哲學、經驗主義的霍布斯、洛克，理性主義的盧梭)，撇開理論細節的諸種差異，它可以說是一種「讓渡個體權利的契約式想像」，公民們為了維持生存與安全，彼此同意將自己的一部分自由權利讓渡給國家代為行使。這其實類似於上述三種國家-市民社會理論中的自由主義觀點。契約論有利於建構保障公民自由平等的立憲主義，不過他所描繪的國家-市民社會關係，出於想像多於實在。個人以為經驗上的實情比較接近三者的混合：在社會契約想像下，掌握生產工具或資本的階級，或具有吸引選票魅力的精英份子，構成了國家的統治階層，直接決定了市民社會利益與資源分配的重要規則。
即時、普遍而易於接近的公共媒介，諸如報紙、電視、與電腦，尤其是網際網路，改變了上述的國家-市民社會權力關係。原本像Schumpeter所描述的，在技術上不可能不斷直接參與政策決定的大眾，現在透過發達的公共媒介，對統治精英的決策資訊進行吸收、反饋，並有能力形成具有壓力的輿論，甚至迅速動員集結成有形的組織隊伍，進而對統治精英及代議士的決策發生影響。臺灣在2014年發生的太陽花街頭公民運動，正是這個翻轉傳統國家-市民社會單向宰制模式的最佳範例。基本上均秉持自由主義、契約論式政體觀的公民們，認為市民社會受到國家的嚴重壓迫，藉由新時代的便利媒介，快速的吸收資訊、整編思想、動員市民、集結組織，對國家統治精英施予迅雷不及掩耳的反制。這已經不是Weber、Schumpeter時代所能想像之事。
相對來說，馬英九總統進入連任階段後，持續在民調上低瀰不振，卻又說明了精英理論的某部分現實性。也就是說，無視於市民社會的想法，真正在統治這個國家，持續掌握決策的人，仍是少數精英。而統治者的心裡或多或少都帶有精英的想法：市民社會充斥著烏合之眾，想法粗糙，缺乏精緻化專業思維，對國家世界缺少宏觀視野，不能被這種意見牽制。我認為無論誰進入了統治的那個位置，都難免有這種精英思維，在群眾與睿智之間掙扎選擇，大概就是這種心理狀態吧。
國族框架下國際移民問題，恐怕就不能從國家-市民社會的對比談法來看，或許從民族國家的角度來切入比較能呈現問題的面貌。民族國家也是近代的發明，一個有影響力的理論指出民族是一種想像的共同體，透過想像未曾謀面的一群人均源自相同血源、說相同語言、享有共同記憶等擬想方式，特定疆域內的人們把自己認定成某某民族。縱使許多當代社會理論或觀察都表明在全球資本力量、跨國大企業的衝擊下，傳統民族國家的概念已經千瘡百孔，然而也有論者指出，民族國家仍是當前世界上最有力的政治行動體。尤其在國際移民問題上，各種歧視的關鍵往往植根於民族的情感性意識，對於我族、他族的區分，仍是根深蒂固的心理。也因此，民族國家這個概念無論是好是壞，它仍是實際存在於許多國民思維中而須被考慮的一種國家觀。以公民主義代替民族主義的國家認同，是一種可能的方案，要消除臺灣人民對於外籍移民的許多標籤或偏見，可能還必須更多這方面的認識。
總的來說，上述各種問題在不同面向上都與全球化變遷有關。在一個風險與問題更加全球連動、更難分析預測的世界，國家管理益加複雜，臺灣市民社會也可能與全球市民社會有更多聯繫，區域組織及國際機構也是現在政治社會學所討論的全球治理方式，臺灣如何在這些視角間拿捏，需要的不是政治計算，而是視野與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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